1935年：豪情
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933年，在第四次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于10月调集百万大军，自任总司令，向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军事“围剿”。由于掌握中央军委领导权的博古等人坚持“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使得此次有取胜可能的反“围剿”陷入了全面困境。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在1934年5月做出战略转移的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
8月起，红六军团、红二军团和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央突围西征的命令，进行远征，这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8万多人，分别从福建、江西等地开始战略转移，举世闻名的长征由此开始。
起初，李德、博古等人又在军事上实行错误指挥，几乎陷入敌人的包围圈，红军的战斗力大为削弱。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转而挺进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强渡乌江，于1935年1月占领了遵义。
在遵义，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共历史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下，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敌人的围追堵截。随后，红军穿过大凉山，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6月，中央红军抵达四川懋功，与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两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并肩过草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8月，两路军经过艰苦行军，穿越茫茫草地，先后抵达阿坝和巴西地区。此时，张国焘拒绝支持中央的北上方针，擅自率领左路军南下。随右路军行动的中共中央将军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突破天险腊子口，终于在10月19日到达保安县吴起镇，与十五军团胜利会师，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面对中央红军的胜利，毛泽东不禁诗兴大发：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在本诗中，毛泽东面对敌人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千里白茫茫的雪山和荒无人烟的草地，提出了“只等闲”三个字，即使是那逶迤的五岭也不过是“细浪”，踏过气势磅礴的乌蒙山就像“走泥丸”，而一个“喜”字和“尽开颜”更是表现出了一种革命战士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革命主义的乐观情结。这一曲可歌可泣的胜利凯歌，将随着这首诗词一起永载史册，在后人的记忆里永垂不朽。
1936年：矛盾
宋庆龄：“反对这种违法的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
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民主救亡运动中，妇女作为一枝独秀的力量为争取民族解放和自身解放，巾帼丝毫不让须眉。在众多的女英雄里，有一位反帝斗争的旗手，她就是被世人尊称为国母的宋庆龄女士。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迅速地从巨大的悲痛中站起来，坚定地投身于反帝斗争的行列。为了团结各界妇女投入这场斗争，她成立了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成为女界援助五卅惨案的中坚力量。宋庆龄身体力行，组织募捐，发起了失业工人救济会，发表演说，试图唤起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的基础上，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当选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等14人为常务委员。联合会成立后，便致力于通过舆论力量，宣传结成抗日救亡联合战线的必要，认为抗日救国要依靠全民族的参加。成为抗日救亡民主运动的中流砥柱。
面对日益发展的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国民党政府决定予以镇压，杀一儆百。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在“危害民国”的莫须有的罪名下，非法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7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11月26日，宋庆龄以救国会执行委员的名义，向报界发表严正声明，强烈抗议国民党的行为：“反对这种违法的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她指出：“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制不了的。请让日本军阀们当心吧，他们虽然可以在幕后指使逮捕七位领袖，但是全中国的人民是不饶他们的！”
为了营救7人出狱，全国各界开展了救援运动。救国会由宋庆龄公开出面发动了一场救国入狱运动。为了开展此运动，他们发表宣言，制定爱国入狱运动规约，提出“如爱国有罪，愿同沈等同受处罪；如爱国无罪，则与他们同享自由。”不仅如此，救国会的同志们还身体力行，在宋庆龄的带领下，一行十余人不顾危险，赶赴关押7位爱国人士的苏州，当面向苏州高等法院的院长质问：“如果他们七位因主张抗日救国有罪入狱，则我们十余人亦应共同负责，一同坐牢；如爱国无罪，则应同享自由，立即释放他们七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宋庆龄等同志的不懈努力，奔走营救，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于1937年7月31日，被迫将沈钧儒等7人释放出狱。这场救国入狱运动也胜利结束，而宋庆龄不畏强势、智勇双全的光辉形象奖在历史在记忆里永不消磨。
张学良：“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
华北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华北的主权和领土安危达到了生死存亡的极点，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地处华北抗日前哨的北平爱国青年学生痛感失家之苦亡国之祸，他们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在中共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由北平各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学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救国示威游行运动，即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不仅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而且促进了全国人民的觉醒。随着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不断到来，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科学分析，逐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对国民党的态度也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
一二·九运动后，工界、商界、文化界、妇女界等团体纷纷发表宣言、通电，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更加广泛深入。面对日益发展的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依旧是反对和镇压。1936年12月，为纪念一二·九运动，西安各校青年学生1万多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准备步行前往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
在如何面对青年学生的游行示威运动的问题上，蒋介石和张学良发生了冲突。蒋介石要求他制止学生运动，如学生不听，就“格杀勿论”，他认为，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则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只有和平劝导。听到游行学生向临潼出发的消息后，张学良急忙乘车在十里铺迎住游行群众，言辞恳切，指出学生前往临潼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陷入危险。请愿学生向张学良悲愤陈词，张学良深受感动，当即表示：“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我说的话一定算数，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
张学良将军果然没有食言，此后，在他两次向蒋介石哭谏，要他放弃“剿共”主张未果后，便和杨虎城将军一起，包围了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答应了联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将军用实际行动履行了诺言，向全国人民表达了坚定的抗日立场。
12月16日，在西安市民大会上，张学良将军作了引发全场热烈欢呼的演讲。他首先解释了西安事变的原因，他和蒋介石之间只是政治主张的不同，几次诤谏都是为了“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违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作的工作，作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在这次大会上，张学良再一次慷慨陈词：“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的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
1937年：逆境
中共中央：“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由此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这次战争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日趋严重、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日本国内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发生的。
1937年下半年，资本主义世界在上次经济危机的创伤尚未痊愈的情况下爆发了新的危机，日本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缓和国内矛盾，继续把目光锁定在对外侵略上。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国民经济的军事化步伐，迅速发展军火工业，这也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可能性。
日本的侵华战争是做了蓄谋已久的准备的。早在1936年，广田内阁就只制定了《国策基准》这一侵略方案。根据《国策基准》，日本一方面要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实际上确立了先打中国、最终夺取亚太地区霸权的侵略方针，卢沟桥事变即为这一方针的第一个侵略行动。
1937年7月7日夜间，日军擅自荷枪实弹地在卢沟桥附近地区进行军事演习，其间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当即遭到中国驻军的严词拒绝。正值双方交涉之际，日军开始向宛平城射击，继而炮轰卢沟桥。当时驻守此地的二十九路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击，许多将士壮烈牺牲，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是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举进攻中国的标志。从此，中国人民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中国进入了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抗日战争新时期。
日军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便发表了《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电》，及时表明了坚决抗战的严正立场。通电疾呼：“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提出了“不让日本占领中国”、“为保卫国土流血”的口号。7月9日，红军领袖毛泽东、朱德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愿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为国效命以挽救民族危亡、抵抗日本侵略。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
1938年：捷报
蒋介石：“以十师之众对师半之敌。”
日军占领南京后，侵略气焰极盛。为打通南北战场，切断陇海路，窥伺武汉，日军先后集中了8个师、5个旅，约24万人的兵力，从南北两端沿津浦路夹击徐州。
徐州地处津浦、陇海两大铁路的交接点，紧靠大运河，西通豫陕，连接平汉，是苏鲁豫皖四省的水陆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其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徐州的安危关系全局。为了保卫徐州，南京国民政府先后调集60万军队，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驻守徐州，指挥作战。徐州会战历时4个多月，其中最精彩的一战当数首战——台儿庄大战。
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是徐州北面的重要门户。1938年2月，板垣师团在青岛登陆后沿胶济铁路直插鲁南重镇临沂，企图与津浦路北段的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师，然后合攻徐州。中国守军第五十九军和第四十军协同作战，在临沂与敌军血战五昼夜，粉碎了日军会师台儿庄的计划。3月，矶谷第十师团漱谷支队进犯滕县，揭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几天之内，滕县、临城、韩庄、峄县等相继失守，接着，日军便直扑台儿庄。中国守军决定抓住日军轻敌和孤军深入之机，利用台儿庄一带的有利地形，给敌人以痛击。李宗仁命令孙连仲部3个师坚守台儿庄正面阵地，屏障徐州，汤恩伯部担任运河南岸防守，向峄县、枣庄日军侧背攻击，以配合孙连仲部围歼敌人。
23号，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配以坦克、重炮，向台儿庄的中国守军发起猛烈攻击，三十一师池峰城部坚守不退，跟敌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战况异常激烈，双方伤亡惨重。4月3日，中国军队在外线向台儿庄的日军发起攻击。日军与我军拼力争夺，调集重炮、坦克猛冲，占领了大部分街道。中国守军逐次反击，展开街垒战，夺回日军占据的街市，双方陷于苦战。午夜，守军组成数百人的先锋敢死队，夺回日军占领的台儿庄街市的四分之三。5日，蒋介石电责汤恩伯：“台儿庄附近会战，我以十师之众对师半之敌，历时旬余未获战果。该军团居敌侧背，态势尤为有利，攻击竟不奏效，其将何以自解？急应严督所部于六、七两日奋勉图功歼灭此敌，毋负厚望。”6日晚，外线援军和城内守军发起全线进攻，内外夹击漱谷支队，至7日凌晨，除一部分日军突围外，其余全部被歼。此外，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中取得全胜。
在历时将1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采用阵地战的坚守和后援部队运动战的侧背突击相结合的战术，一举摧毁日军2个精锐师团。中国直接参战军队4.6万人，以伤亡7000余人的巨大牺牲，歼灭日军2万余人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取得了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打乱了日军的作战部署，鼓舞了前方战士的抗日斗志，增强了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军队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有机结合起来的经典战役，它的胜利不仅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日士气，也成为了中国战争史上的典范。
1939年：怀念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在共产国际的号召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大力援助，不少国家的志愿人员直接到中国抗战的前线或后方，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其中，曾带领着加拿大和美国医疗队来中国支援的著名外科医生白求恩先生，便是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尊敬和怀念的杰出代表。
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1890年生于加拿大北部的格雷文赫斯特。青年时代，白求恩当过侍者和轮船上的锅炉工，遍尝生活的艰辛，也广泛接触了劳苦群众。1916年，白求恩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6年后，进入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1933年，白求恩被聘为加拿大联邦和地方政府卫生部门的顾问，2年后成为美国胸外科委员会理事。1936年，佛朗哥发动西班牙内战，刚刚加入加拿大共产党的白求恩主动要求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向国际援华委员会要求，于1938年率领一支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
在延安，毛泽东亲切接见了白求恩，并与他彻谈整夜，白求恩被他的见解和思想深刻感染了，当天便在日记上称赞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之一”。八路军的卫生顾问对他的到来表示了热切而真诚的欢迎，陪同他视察了延安的医院和卫生学校。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中央建议他留在延安。白求恩气愤之下竟拿起一把圈椅向窑洞的窗户砸去，并激动地说：“我不是为了生活享受而来的。需要照顾的是伤员，而不是我！”面对他的坚持，中央只好同意他去晋察冀前线。
白求恩大夫的到来，不仅带来大量的医疗器械和药材，更带来了高超的医疗技术和对中国人民的无限热忱。他到晋察冀边区以后，深感根据地的医疗条件之差，悉心致力于改进部队的医疗工作和战地救治，申请把军区后方医院建设为模范医院，调集各区最好的医生加以训练，亲自给他们传授知识、编写医疗图解手册和学员讲义。为降低伤员的死亡率和残废率，白求恩的手术室曾经设在离火线最近的一个村庄的小庙里，大炮和机关枪在平原上不断咆哮，他却在小庙里紧张地手术，直到敌人逼近村里的前几分钟，他才随军撤走。他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战地输血的实践，以自己是万能输血者为由，把自己的鲜血献给中国的战士，更号召群众踊跃献血，组织了一个150多人的献血预备队。
7月初，白求恩回到冀西山地参加军区卫生机关的组织领导工作。创办卫生学校，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编写了多种战地医疗教材；制作卢沟桥药驮子，要求医生不仅有高超的技术，还要能随时准备上战场。1939年下半年，为筹集医疗器械和经费，白求恩准备回国，但日军此时开始了冬季“扫荡”，他暂时放弃了回国的计划。
10月下旬，他来到涞源县摩天岭抢救在战斗中受伤的士兵，不慎将左手中指割破，白求恩忍受着伤痛继续工作，不料在做手术时伤口感染，他却还坚决要求去战地救护。他说：“你们不要拿我当古董，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随即跟医疗队到了前线。
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一颗拯救了无数生命的巨星陨落了，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2月21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评价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1940年：牺牲
张自忠：“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
1939年5月，日军大举进犯鄂北地区，当时驻守的国民党军队为第三十三集团军，其总司令为张自忠。面对日军的进攻，张自忠一边派兵在正面死守，一边调集2个师在日军后方埋伏，对日军两面夹击，共歼敌1万余人，日军渡河攻击襄樊的计划也落空了，史称鄂北大捷。
12月，日军向长寿店地区发动攻击，张自忠下令右翼兵团正面迎敌，并攻克罗家陡坡北面的曾家大包。同时，张自忠任命一三二师三五九团为主力的奇袭部队对日军实施夜袭，最终以伤亡280人的代价歼灭日军近千人，缴获大量战利品。此时，敌我双方在钟祥、长寿店一线对峙，右翼兵团因孤军苦战而告急，张自忠则通告要求撤退的部将说：“来电总说牺牲惨重，营长以上的长官阵亡了几个？今天退，明天退，退到西藏敌人也会跟踪而追。现在是军人报国的时机，我们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对得起已死的弟兄。希望你苦撑几天，以待援军，免得你我成为国家的罪人！现在只准前进，不准后退！阵地就是我们的坟地，后退者死！”正是在张自忠的严令下，官兵们咬牙坚持，并最终稳定了战线，这次战役也成为当年在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发动的唯一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
1940年5月，日军集结30万大军向宜昌发动攻击，目的是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的运输线。当时中国军队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只有张自忠属下的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在出战前，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说：“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未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5月7日拂晓，张自忠东渡襄河，率部北进，由于他的电报密码被日军截获破译，日军调兵前来奔袭，并于14日遭遇。此时，敌我力量极其悬殊，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18日，张自忠在杏仁山被日军的子弹击中，他为了不被俘获，遂自杀殉国，年仅49岁。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阵亡将士中军衔最高的将领，张自忠殉国的消息传来，全国为之震惊，蒋介石立即下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1940年5月28日晨，张自忠的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率政府军政要员肃立码头迎灵，并为张自忠举行国葬，同时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一生的勋绩。8月15日，中共中央为张自忠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张自忠将军题写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的挽词。
1941年：摩擦
周恩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1940年冬，日军集中兵力，大举进攻中共领导的华北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同时在华南地区减少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并加紧对蒋介石诱降。正当八路军与新四军在敌后战场打击日军进攻的时候，国民党却不断地制造国共摩擦，皖南事变就是其中一起事件。
1940年10月9日，国民党军委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电报，强令华中以及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1个月以内撤到黄河以北地区。中共中央驳斥了国民党的造谣诬蔑，同时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日，“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同年，国民党苏鲁战区韩德勤下属的李明扬部对苏北的新四军开火，不料被陈毅、粟裕领导的苏北新四军痛歼1万多人，酿成黄桥事件。
12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过长江，在江苏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12月中旬，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再三下令新四军于12月底以前北渡过江。12月23日，延安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等地再到溧阳，然后择时北渡。28日，项英决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线，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
1941年1月4日晚，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教导团及第三支队9000余人由泾县的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江北方向转移。6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准备沿与国民党商定的路线绕道苏南渡江北移。7日，顾祝同率领第三战区7个师8万余人，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并令“彻底加以肃清”。当日晚新四军到达星潭地区，被国民党部队阻击。叶挺决定强攻星潭，杀开一条血路突围，但意见未被采纳，贻误了突围战机，被迫沿原路返回。8日，上官云相所部凭着优势兵力和精良的武器，大军压境，叶挺亲临前线指挥作战。1月12日晚，叶挺在石井坑组织突围。战斗异常激烈，新四军终因兵力不足陷于绝境。为保存剩下的兵力，叶挺前往上官军部协商，不料叶挺一到军部，就被上官云相扣押。14日，新四军阵地被占领，在突围途中，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阵亡，副军长项英被叛徒杀害。7日激战之后，新四军只有2000余人冲出包围圈，其余大部分被俘、失散和牺牲。
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以新四军叛变为由，取消了新四军番号，同时将叶挺革职，交军事法庭审判。对于蒋介石的污蔑，中共进行强有力的反击，一方面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自卫，同时在政治上揭穿国民党的阴谋，进行反攻。1月18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亲笔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2月15日，毛泽东等中共7名参政员提出皖南事变善后处理办法12条，要求严惩肇事者。针对国民党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的阴谋，中共中央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把华中全部的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划为7个师，继续领导新四军坚持长江南北的敌后抗日斗争。
皖南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苏联严词批评国民党的背信弃义，望蒋以抗日大局为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在重庆会晤了周恩来，了解真相并向美政府报告，美国政府以援助为条件，望蒋介石迅速解决国共纠纷。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加之日军大举进攻鄂北豫南地区，国共达成和解，国民党的反共浪潮再次被打退。
狼牙山五壮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41年8月，侵华日军调集7万余人的兵力，在华北发动了连续的“扫荡”，试图毁灭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革命根据地。9月25日，3500多名日伪军围攻易县西南的狼牙山地区，邱蔚、易县、定兴、徐水、满城4个县的游击队以及周围人民群众共2000多人被包围，形势十分严峻。
面对日军的围攻，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的杨城武司令员为解救游击队员与当地百姓，下令三团、二十团佯攻管头、松山、甘河一带日军，以使日军从狼牙山东北方向调兵增援，而第七连则负责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午夜，部队及当地群众从盘陀路安全地转移到了田岗、牛岗、松岗一带。此时，500多日伪军正往狼牙山方向进攻，七连战士在路上埋下地雷，50多名日军被炸死，这引起了日军的猛烈攻击，七连战士大部分牺牲，连长刘福山身负重伤，为了掩护大部队和受伤战士，七连的指导员蔡展鹏临危授命，留下第六班马宝玉等5名战士担负后卫阻击，这5名战士利用有利地形，多次打退敌军进攻。
次日，为了拖住日军主力，马宝玉等人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绝路，在日军的猛攻下，马宝玉等人英勇反击，子弹用光后，就用石块砸向日军。当他们退到棋盘陀顶峰时，他们砸碎枪支，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然后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狼牙山一战后，这5位战士的英雄壮举迅速传遍全军，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
1942年5月，晋察冀军区举行了狼牙山五壮士的命名暨反扫荡胜利祝捷大会，授予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模范荣誉战士”的称号，并将胡德林、胡福才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另外，军区领导机关通令嘉奖葛振林、宋学义，授予他们“勇敢顽强”的奖章，宋学义也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聂荣臻司令也高度评价狼牙山五壮士说：“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1959年5月，当地革命政府将纪念5位抗日英雄的狼牙山三烈士碑更名为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聂荣臻为之题词曰：“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
1942年：更生
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不断失败，日军也逐渐改变了侵华方针，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根据地实行全面的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军费，加之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军队供给困难，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
面对如此艰难的困境，早在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要求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前提下积极参加生产运动，实现补给自足。1942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进一步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生产运动。同时，毛主席还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得到了机关、军队、学校和人民群众的热情响应。
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经过3年奋战，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困难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江南”，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楷模。后人创作的一曲《南泥湾》，就是根据王震领导军队开发南泥湾的实际情况创作的，一直传唱至今。敌后军民在频繁的反“扫荡”作战中，实现劳武结合，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各级党政干部也都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和群众同甘共苦。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发展成就显著。
此外，大生产运动在人民群众中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人民根据生产的经验与热情喊出了很多口号，如“响应中央号召，开展学校生产运动；全校教职学员与工作人员行动起来；走上生产战线，突破经济困难”等。
到1943年，仅晋绥、北岳、胶东、太行、太岳、皖中等六区就扩大耕地600万亩以上。陕甘宁边区机关和部队每年需细粮3900万公斤，自己生产达1500万公斤。边区许多部队粮食、经费达到全部自给，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毛泽东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1943年：协作
蒋介石：“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归还中国。”
为加强反法西斯同盟国间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协调行动，讨论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和解决远东问题，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即开罗会议。
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政治顾问王宠惠、主席府参军商震等一行，于11月18日离开重庆，经印度飞往开罗。
11月23日，开罗会议正式开始。英美召开开罗会议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讨论对日作战计划和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等重大问题。对日作战主要是协调中英美三国如何在缅甸联合作战。缅甸本为英国的殖民地，但由于对缅作战涉及到中国西南运输大动脉的问题，中国决定积极参与作战。另一个目的是美国想通过蒋介石参加三大国首脑会议来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在开罗会议召开前，对于战后世界安全问题，罗斯福曾提出过建立中、美、英、苏四强警察力量的计划，主张四强在战时的同盟关系应该继续保持下去，由四国来保障世界的和平。
关于入缅作战问题，由蒙巴顿上将主要阐述。他提出的入缅作战方案，代号为“斗士”。蒋介石对蒙巴顿的发言是不满意的，他认为仅仅靠陆军作战，中国伤亡太大，还没有十足的胜算把握。随后蒋介石发言：“反攻缅甸胜利的关键，完全取决于海陆军能否同时配合。仅仅陆军集中，如海军未集中，仍无胜算把握……敌人在缅甸使用的兵力，可达10个师团，如不能截断其援路，则敌人力量尚可增加。我请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注意，敌人生死关头有三：一为缅甸，二为华北，三为东四省，可见缅战之重要；故陆海军同时集中，实有必要。就实质上讲，陆军集中之日期，应视海军集中之日期以为定。”虽后来在海军参战问题上，中英达成了部分协议，但在很多作战计划上没有形成共识。即使达成的部分协议，因英、美、苏的三国诺曼底登陆计划，英国海军还是没有参加缅甸对日作战，中国远征军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经过中、美、英三国首脑几天的磋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各自交换了意见。会议最终签署了《开罗宣言》。宣言强调中美英三国同盟：“表示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诸方面加诸残暴的敌人。”并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
《开罗宣言》这个具有重大法律属性的国际文件，严厉谴责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明确承认中国有权完全收复被日侵占的中国固有领土，同时，也形成了战后处理日本问题尤其是处理日本抢占别国领土问题时的国际准则。
1944年：反攻
《大公报》：“衡阳虽已陷落敌手，衡阳守军的战绩尚在！衡阳47天是索得敌军巨大的代价，衡阳47天是在明耻教战。”
1944年春，为了逆转太平洋战场上失败的厄运，日军对国平汉铁路南段、粤汉铁路中段和湘桂铁路沿线发起了猛烈进攻，试图摧毁中国西南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并以此摧毁中国国民政府的抗战势力。5月下旬，日军以8个师团、4个独立旅团共20余万兵力向湖南发动进攻，6月18日，长沙失陷。23日，日军到达衡阳近郊，此时，中国河南大部分地区、长沙都相继沦陷，一旦衡阳失守，日军就会直入桂林，美国在西南苦心经营的飞机场也会危在旦夕。
1944年6月23日，日军向衡阳发起第一轮攻击。此时，负责保卫衡阳的是第九战区第二十七集团军的第十军，其负责人是黄埔军校第三期高材生方先觉。面对着日军的攻击，方先觉临危不惧，他在瓦子坪阵地被敌突破后，就地将第三师第七团第四营营长李桂禄正法，使官兵为之一震。26日，日军从衡阳之西、西南形成了包围圈，衡阳主阵地的守军拼死抵抗，停兵山、高岭据点的守军全部牺牲，日军死亡者达数千。此后，日军用飞机轰炸衡阳城，第十军官兵英勇抗击，使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负重伤，损失重大。
7月11日，日军发动第二次总攻，重点攻击战略要地。第十军官兵坚守阵地，张家山小高地失而复得达3次。16日，衡阳高地失陷，至月底，第十军官兵伤亡70％—90％，曾在半日之内连升5个营长，均壮烈牺牲。正因为第十军的寸土必争，日军也付出了重大伤亡，联队长1名、大队长6名被击毙。
8月1日，日军集结于衡阳外围。在日军猛攻下，坚守衡阳城1个多月的第十军已难以再战，连杂兵夫役亦投入第一线战斗，直至阵地全毁。7日，日军从衡阳城北门入城。是日，方先觉与各师长联名，向统帅部发出日报：“敌人今晨由北门突入以后，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从6月23日到8月8日，方先觉率第十军坚守47昼夜，伤亡约15000人，阵亡6000余人，而日军伤亡近2万人，遭受了重大伤亡，更延缓了日军打通大陆的计划。当时的重庆《大公报》也发表社论称道：“衡阳虽已陷落敌手，衡阳守军的战绩尚在！衡阳47天是索得敌军巨大的代价，衡阳47天是在明耻教战。全国人都应惭愧对国家太少贡献；而凡是中华军人必更普遍反省自己的决心与努力是否也如同衡阳守军，我们以为衡阳之战贡献至大，不仅向敌人索取了代价，也给中国军人做了榜样。”
可以说，衡阳一役，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它不仅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给予国人信心，更展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救国日报》社在自己的社论中也称赞衡阳保卫战曰：“抗战8年，战死疆场之英雄烈士，至少数10万人；而保卫国士，致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数；但其对国家贡献之大，于全局胜败有决定作用者，当为衡阳守军。”
邹韬奋：“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
民国时期，国内在出版界曾有一份杂志风靡全国，屡屡创下最大发行量，这份杂志就是《生活周刊》，而这份杂志的主编就是邹韬奋。
邹韬奋，福建永安人，1895年出生，祖父做过知府，他幼年随父亲学习传统经典，打下了深厚的文学根底。1919年，他被破格录取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的学生，毕业后，梦想进入出版界的韬奋无奈进入了工商界工作，只能兼职做些翻译、写作之类的工作。
1926年，邹韬奋任《生活周刊》的主编，对刊物进行了系统的革新，重新确定刊物宗旨：“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生活周刊》周刊从单纯讨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转而讨论社会问题，内容和形式都焕然一新。
由于曾在工商界工作几年的缘故，邹韬奋特别注意刊物和群众的实际联系起来。《生活周刊》文风朴实自然，不做高深的理论探讨，而是直逼现实，敢于针砭黑暗，周刊发行量在短时间屡创新高，最高发行量突破15.5万本，远远突破当时发行的纪录。
随着《生活周刊》的影响不断扩大，国民党的不满和仇恨越积越深，加之邹韬奋参加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12月，《生活周刊》被责令停刊。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暗杀，邹韬奋远赴欧洲游学，开始流亡生活。在两年后，邹韬奋从美洲回到祖国，创建《大众周刊》，在其《创刊词》中有这样一句话：“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这就是韬奋为周刊拟定的刊物宗旨。由于韬奋的积极运作，《大众周刊》发行量再创新高，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出狱后，邹韬奋逃到香港，继续创刊。抗战期间，邹韬奋创立的书店和杂志大都被查封，在颠沛流离中，耳癌的病情恶化。
1944年7月，邹韬奋在他弥留之际，立下口头遗嘱：“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这是韬奋晚年的政治追求。24日，邹韬奋逝世，举国哀痛。中共中央追认邹韬奋为中共党员，并在致邹韬奋家属的函电中这样写道：“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重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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